约定固定利息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A. 委托理财有效合同与无效一的同的判决有区别吗

法院以固定收益的约定违背了民法公平原则和资本市场规则为由，认定属无效约定，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5种情形，即“（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所涉及的个人之间的理财合同，是个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不涉及其他人利益，不属于该5种情形中的前四种情形。那么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
关于保底收益条款的效力，《证券法》第144条确实有禁止性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
但该法及条款针对的是证券公司，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个人之间委托理财承诺保证收益。也就是说，个人之间的这种约定，目前并不违法。

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具体情况咨询律师

B. 如何认定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的合同效力57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有约定的当然从约定，很容易确定管辖法院，对于没有约定的依哪条法律确定管辖实践中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依据《合同法》第62条“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认为民间借贷应以接受货币一方即出借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二种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合同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标的物为货币。贷款方与借款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分别承担贷出款项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义务，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从而履行了贷款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依据此条批复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原因如下:
（1）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并且借贷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都是给付货币和接受货币。出借人划出借款时，借款人是接受货币一方；借款人偿还借款时，出借人是接受货币一方。《合同法》第62条只是规定“接受货币一方”为合同履行地，在民间借贷这种双方均可能称为“接受货币一方”的法律关系中，不能仅以出借人为“接受货币一方”确定履行地。
（2）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也确定“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按照交易习惯，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由此推测，最高人民法院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前提是 “贷款方完成划款行为”，将“贷款方所在地”等同于“贷款方完成划款行为地”。
该批复是1993年出台，当时的民间借贷多是出借人直接提供现金，所以借款行为完成地即为“贷款方所在地”。该批复现在仍为有效，但如今资金流转方式多样，民间借贷有时会以借信用卡刷卡、开支票、异地转账等形式存在，此时借款划出地与贷款人所在地没有关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就失去了前提条件，在此种情况下，“贷款方所在地”并不一定是合同履行地。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虽在部分情况下适用条件不充分，但作为专门规定管辖的法律条文，多数时候还是有其应用的合理性，在没有更具体的条款可用时，比起用《合同法》确定管辖，以该批复确定管辖更为合适，但应区分情况稍作变通。
1．以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在划出借款的行为由贷款方本人完成时，比如出借现金、银行转账，“贷款方划出借款地”基本就是贷款方所在地，此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适用条件，应以贷款方所在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
2.以实际划出借款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不管是侵权行为地还是合同履行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民事诉讼法在确定管辖时总是要选择跟法律行为或事实本身具有密切联系的点，这也是国际私法通行的确定联结点的原则。笔者认为，贷款方划出借款的行为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借贷行为能够完成的关键，所以贷款方划出借款地应该算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密切联系点。诸如通过借信用卡的借贷行为，若是由借款人自己取款，贷款人所在地和实际划出借款地可能就不等同，此时就应以实际划出借款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

C. 什么是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效力

一、什么是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

（一）什么是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

（二）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1、从协议的名称看，有委托投资、合作经营、合伙经营、借款等，但其实际内容大都约定了保本、支付固定收益等条款。尽管协议所用名称不一样，但协议的内容基本为委托理财。

2、从协议签定的主体看，有委托双方签定的协议，有委托双方加监管人或者担保人三方签定的协议。委托人，有法人、自然人；受托人有既有民间的委托理财如自然人、一般的有限公司、各类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私募基金等等，也有金融机构的受托理财，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等等。

（三）最高法院在其召开的《关于审理金融市场上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第二次研讨会上，对这类纠纷，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将其分为四种：

1、凡是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其认定为借贷纠纷；

2、凡是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凡是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凡是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二、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界定《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应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法律的颁布机关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的颁布机关为国务院。

目前对于委托理财，只有《证券法》及证监会的一些规章、文件。而《证券法》并未对委托理财的主体作出规定。因此，只要委托双方签定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同时，由于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无效，应根据《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认定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时，除了保底条款无效外，合同其他部分仍然是有效的。

D. 什么是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界定

您好！
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
《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应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法律的颁布机关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的颁布机关为国务院。目前对于委托理财，只有《证券法》及证监会的一些规章、文件。而《证券法》并未对委托理财的主体作出规定。因此，只要委托双方签定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同时，由于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无效，应根据《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认定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时，除了保底条款无效外，合同其他部分仍然是有效的。
如能提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E. 如何认定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的合同效力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有约定的当然从约定，很容易确定管辖法院，对于没有约定的依哪条法律确定管辖实践中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依据《合同法》第62条“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认为民间借贷应以接受货币一方即出借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二种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合同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标的物为货币。贷款方与借款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分别承担贷出款项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义务，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从而履行了贷款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依据此条批复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原因如下:

（1）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并且借贷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都是给付货币和接受货币。出借人划出借款时，借款人是接受货币一方；借款人偿还借款时，出借人是接受货币一方。《合同法》第62条只是规定“接受货币一方”为合同履行地，在民间借贷这种双方均可能称为“接受货币一方”的法律关系中，不能仅以出借人为“接受货币一方”确定履行地。

（2）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也确定“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按照交易习惯，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由此推测，最高人民法院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前提是“贷款方完成划款行为”，将“贷款方所在地”等同于“贷款方完成划款行为地”。

该批复是1993年出台，当时的民间借贷多是出借人直接提供现金，所以借款行为完成地即为“贷款方所在地”。该批复现在仍为有效，但如今资金流转方式多样，民间借贷有时会以借信用卡刷卡、开支票、异地转账等形式存在，此时借款划出地与贷款人所在地没有关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就失去了前提条件，在此种情况下，“贷款方所在地”并不一定是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虽在部分情况下适用条件不充分，但作为专门规定管辖的法律条文，多数时候还是有其应用的合理性，在没有更具体的条款可用时，比起用《合同法》确定管辖，以该批复确定管辖更为合适，但应区分情况稍作变通。

1．以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在划出借款的行为由贷款方本人完成时，比如出借现金、银行转账，“贷款方划出借款地”基本就是贷款方所在地，此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适用条件，应以贷款方所在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

2.以实际划出借款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不管是侵权行为地还是合同履行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民事诉讼法在确定管辖时总是要选择跟法律行为或事实本身具有密切联系的点，这也是国际私法通行的确定联结点的原则。笔者认为，贷款方划出借款的行为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借贷行为能够完成的关键，所以贷款方划出借款地应该算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密切联系点。诸如通过借信用卡的借贷行为，若是由借款人自己取款，贷款人所在地和实际划出借款地可能就不等同，此时就应以实际划出借款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合同履行地。

F. 怎么认定委托理财监管合同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法律性质：1、监管合同视为委托合同。根据民法理论，委托合同是典型的提供劳务的合同。合同标的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行为。《合同法》第396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而监管合同中约定的监管人的职责或者义务的表现形态都属于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事务。从监管职责的视角看，监管合同的目的在于保障委托理财合同的履行，监管人实际上是提供一种监管服务。加上监管合同具有诺成性，双务性，不要式等特征，均为委托合同法律特征所包含。因此，监管合同界定为委托合同较为合适。
2、监管合同的效力。监管合同具有从属性。虽然监管合同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其基础合同是委托理财合同，监管职责取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委托，监管合同的设立以委托理财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委托理财合同的债权发生转移时，监管合同的监管职责随之转移，在委托理财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或者部分消灭时，监管合同随之消灭。因此监管合同具有从属性。
另外，监管合同的担保条款，比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在监管合同中订立的监管人确保委托人投资收益的条款应当认定无效。理由是，根据《证券法》第144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买卖的损失做出承诺”根据《合同法》第406条第1款:“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行为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只有在受托人有过错并造成委托人损失时，委托人才能向受托人要求赔偿。”因监管合同定性为委托合同，故应当适用《合同法》该条款。若承认监管人担保条款的效力，则有违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

G. 如何处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

委托资产的损失范围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并应以下列方式计算委托资产的实际损失：委托资产损失=（委托人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证券或期货的当日市值）－（委托资产的控制权实际转移至委托人的委托资产+证券或期货的当日市值）。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场合，当事人对委托资产损失的计算另有约定的，若该约定不违反公平原则，应从其约定。 （1）合同有效之场合。委托理财合同有效之场合，大体包括受托人是有资质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法人以及自然人两种情形。现行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中国证监会2001年《通知》关于“委托人必须承担委托投资的投资损失”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民事法律责任的依据或者参考。在委托理财合同期满、双方终止或者协议解除合同时，若委托资产处于亏损状态，原则上受托人应在扣除依约取得的合理报酬后，将余额部分（包括货币资金和其他金融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委托人。若受托人对损失存在过错，则应酌情减少其报酬。对于委托资金之损失，应根据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过错大小、过错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等确定其各自责任。依委托代理制度一般法理，委托理财投资损失应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但受托人在受托管理资产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侵权行为或者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等而存在过错，且与受托资产实际损失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受托人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合同无效之场合。因委托理财交易通过电子系统进行，交易对方并不特定，故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与普通合同无效之处理方式不同，不宜机械地套用合同法所规定的恢复原状等处理方式，不能因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否定证券、期货交易行为及结果。在委托理财合同因委托人或受托人无资质、订有保底条款、以及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无效等场合，受托人应将委托资产本金返还于委托人，并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3）有效与无效之比较。至此，关于委托理财本金处理方面自然会生发出一个疑问：对委托人资产的保护，合同有效反而不如合同无效？这种处理结果通常只是一种表象，而实质上的权利配置和责任分担是公平的，而且有利于从司法角度推进委托理财市场行为的规范化。首先，就法律预期而言，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皆是遵循资本市场一般规律和规范的行为规则从事委托理财活动，并相互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预期，该双方基于法律规定和意思自治所出的法律安排及本金和收益请求权，在签订有效的委托理财合同时，即是已被考虑在内的可预期的权利，而且是确定的并依法受到保护的；若受托人理财技巧高超，则委托人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无效的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预期是不确定的，因合同无效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是一种期待利益。其次，就实际偿付能力而言，无资质的一般的咨询公司乃至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法人的资力不如有资质的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那么可靠，而是处于给付能力或缺不安且极其有限的状态，即便人民法院判令保护委托人的本金和利息，其执行结果也取决于受托人的清偿能力，实践中也常常因为受托人人去楼空或几近破产而执行无果。因此，从最终获得实际收益的角度看，依照有效的规则所从事委托理财活动对委托人最为有利。再次，就过错和责任分配而言，在合同无效场合，让受托人承担较大的过错和责任也许不甚公平，但应当看到，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原因通常在于受托人无资质和保底条款的存在。无委托理财资质的法人是严禁从事受托理财业务的，受托人无疑应承担较大的过错和责任。同样，若没有保底条款的引诱，委托人通常是不会将委托资金交给受托人理财的，所以使受托人承担较大的民事责任既在情理之中，也是防止订立保底条款的重要措施。最后，就规范导向而言，通过在无效合同中使受托人承担较重的责任，可使无资质的受托人对委托理财活动望而却步，可使有资质的受托人尽量避免订立保底条款，亦可使委托人慎之又慎地权衡订立无效委托理财合同以及未来的实际结果。一言以蔽之，通过这种规则配置，可以使委托理财活动更加规范化。 关于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如何处理因委托理财合同而获得之收益问题，有观点认为，委托人因无效合同所获得之利益，应充抵受托人或者监管人的赔偿金额；充抵后剩余之收益部分，人民法院应将其与受托人因无效合同所获得之收益一并予以收缴。鉴于收缴之规定乃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物，有失公平，亦容易因利益驱动而导致权力滥用，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合同无效的场合，因委托理财所得之收益应先冲抵受托人或监管人应当返还或赔偿的资金数额，再扣除受托人从事理财业务所需支付之必要管理费等费用后，余额归委托人所有。此外，即使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保底收益条款约定的分配比例各自获取了部分收益，双方所获取的收益亦应计算在委托理财收益总额之中。

H. 法院审理委托理财合同而引起的纠纷怎么判

一、认定双方成立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并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应根据人民法院审理借款合同纠纷的一贯原则认定。例如，约定的收益，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企业之间的委托理财行为如被认定为借贷性质后，因其违反了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资金占用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二、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有"保底条款"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以委托合同纠纷确定案由。除受托方为证券公司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订立"保底条款"的主体外，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委托人请求受托人按照约定返还本金及约定回报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由于市场风险导致受托人难以履行合同，受托人请求减少支付超出正常孳息部分的回报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调整。
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如证券公司承诺订立"保底条款"。双方均有过错的，应根据过错大小，对损失分别承担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应认定受托人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以已经向对方支付回报或对方已经享受盈利为由进行抗辩的，已经支付的回报或已经享受的盈利可以冲抵损失。当事人不提出上述抗辩的，法院不主动理涉。受托人以双方之间在本案所涉委托理财合同之外签订其他委托理财合同，并已经按约向委托方支付回报进行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
四、对于以委托理财为名，涉嫌非法经营、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追究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求其刑事责任。目前，委托理财的案件在各地法院大量堆积，主要因为缺乏直接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因争议太大，导致了各地法院在审理委托理财案件时操作不一，遇到纠纷投资者维权成本不堪其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至少已六易其稿，仍无法出台。时至今日，国内司法界、学术界、证券业界对"司法解释"中的一些条款仍在激烈争论。

I. 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如何

认定证券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一般应当适用《合同法》有关合同效力的一般规则，同时，由于委托理财是新型合同关系，单纯适用《合同法》有关规定很难解决纠纷，根据委托理财合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主要从以下方面认定合同效力。
1、根据受托人主体资格认定
受托人为金融机构的，一般应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有效。但存在如下限制。（1）分业经营。受经营范围和主管机关审批制约，不同金融机构进行分业经营，在法律和规章的范围内各自办理不同的理财业务。（2）特许经营。证劵公司进行资产管理业务（即证劵委托理财）应当经过证监会批准。（3）总部经营。证劵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得经营资产管理业务。违背上述经营规则订立委托理财合同，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受托人为一般企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法人的，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下，金融法规尚不能对这些单位的经营活动直接予以规制，造成监管上的真空地带。特别是以投资咨询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名义接受投资者委托理财合同所涉资金数额巨大，却长期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存在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第一，非金融机构法人接受委托理财的资产远远超过其自身的清偿能力，并且必要的专业素质与从事的资产管理业务所面临的经营风险极不对称，导致委托人投资风险有增无减。第二，委托资产来源的合法性缺少必要的市场稽查，为大量违规资金入市提供可趁之机，委托人和被委托人也容易借此平台违法违规操作使用证券账户，恶意操纵市场。第三、普遍存在的保底条款极具诱惑力，在极端时间内吸纳大量资金。若委托人无法收回资金，极易发生群体性矛盾。上述情况与我国一贯偏严的金融政策是极不符合的，也与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直接确认非金融机构法人与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资产管理业务上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既不现实也无法律依据。我们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中有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条款弥补强制性规定的不足，据此认定非金融机构法人作为受托人订立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受托人为自然人的，分为三种情况。（1）对于自然人之间的委托理财，是乙方基于对另一方的信任委托其进行理财，只要符合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的成立要件的规定即可认定为有效。如构成借贷关系的，按照民间借贷的处理原则认定。如果自然人接受不特定多数人的委托理财，特别是进行集合性受托资产管理，则该行为显然与资质不符，应当认定无效。（2）对于一般企事业单位委托自然人理财，如果该人与单位之间具有劳动关系、聘用关系、投资关系等比较密切的关联关系可以认定该委托理财属于带有内部承包经营性质的合同，一般可确认有效。如果该人与该单位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识别判断。（3）对于金融机构委托自然人理财，从表象上看就不符合常理，其中往往隐含或夹杂着非法融资融券，非法经营等特殊情形，应当注意识别后作出准确的认定。
2、根据合同的内容认定
主要体现在保底条款上，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原则上应当认定为无效，但不能一概而论。第一，我国法律法规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不能向客户作出保底承诺。第二，对于受托人主体是一般企事业单位的，由于其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其本身的专业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承认其有效会使得投资者投资风险极高，一般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自然人之间委托理财约定由保底条款的，在我们不将合同认定为委托理财合同的前提下，可以适当赋予其法律效力，且一般也难以达到损害共同利益的程度。至于是否有欺诈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况，仅仅依据有保底条款，不宜认定合同无效。
证券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问题
1、因受托人主体资格导致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应当由受托人返还委托人交付的资产。委托人因无效合同所得收益，应当冲抵受托人返还的财产数额。如尚有收益未交付的，应当予以收缴。受托人已经取得的报酬，应当予以收缴。同时，由于委托人对合同的无存在过错，其主张利息损失或其他损失的，一概不予支持。
2、因保底条款无效的民事责任
首先，对理财亏损时的处理，保底合同无效后风险分摊的制度安排应当有利于遏制双方的投机冲动，而不是只顾及一方。因此，当出现亏损时亏损应当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来承担，具体应该看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约定的盈余分配比例。
其次，对理财盈利时的处理，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产生盈利的分配，应当不受保底条款无效的影响，应当认定为有效，这样才能将委托人的利益和受托人的利益捆绑起来，既显公平，又能够让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关注资金的履约情况，防止受托人利用专业优势侵占挪用客户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