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资金积极支持绿色经济发展

『壹』 如何发挥保险资金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

2016年，保险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力度，在支持扶贫攻坚、产业升级、民生项目、“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保监会修订并发布《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6]1号），放宽了保险资金可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行业范围，增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PPP模式）等可行投资模式。2016年，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注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共计152支，同比增长25.6%；注册规模3174亿元，同比增长17.3%；累计注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651支，注册规模16525亿元，保险资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的项目频频落地。面对资产荒、项目荒的严峻挑战，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开发搭建全国性的资产管理信息共享平台，为资金方、项目方和产品方牵线搭桥。目前，平台已推出项目超过1600个，项目投资规模39204亿元，平台机构用户超过360家。作为保险行业投资平台，1月4日正式成立的、负责中国保险投资基金的设立、募集和管理的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引导保险资金支持重大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截至12月底，已落地发行项目总规模超1500亿元。

『贰』 绿色金融是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政治回答

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对绿色金融的发展，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及规划建议中，对发展绿色金融进行了阐述；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绿色金融。不仅如此，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在政策环境、规模体量和市场建设等方面也成绩斐然。一是绿色金融政策体系逐步建立。1995年，央行颁布《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了《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绿色金融正式在中国诞生。随后央行、环保部、银监局、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先后出台了绿色金融相关制度文件，绿色金融制度进一步完善。2016年，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批准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标志着绿色金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二是金融机构积极实践绿色金融。各银行机构纷纷开展绿色金融业务，2008年10月，兴业银行成为中国首个加入“赤道原则”的银行；2012年浦发银行推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2.0”。各保险公司则设立了环境责任险。三是绿色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在政策支持下，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有序推进。截至2016年年末，交易商协会支持绿色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已超1500亿元。2016年，中国发行绿色债券23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绿债发行量40%左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方面，2013 年先后在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和重庆两省五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四是绿色金融示范区启动试点。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中国绿色金融虽然发展成就显著，但由于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首先是相关法律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表现为：首先是立法层次较低。在国家层面没有正式法律出台，仅是一些部门规章，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力；现有的制度体系操作性不强，未将绿色项目的正外部性和污染项目的负外部性体现在市场价格上，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金融优惠等政策未有效跟进，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盈利性不强。其次是基础性工作不牢固。绿色金融的概念不明确，各方对绿色金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一致，口径的不一致导致了数据缺乏可比性。绿色金融各项标准不完善，各方主体的责任与权利不够具体明确。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再次是绿色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各相关机构“绿化”程度不够，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兴业银行一家“赤道银行”，多数银行金融机构没有深入参与到绿色金融业务中。绿色金融总体体量较小，名义上许多银行机构公布的绿色贷款占比远超90%，但实际真正用于绿色发展的资金占比较低。绿色金融产品种类有限，以绿色信贷为主，其他直接融资业务发展相对滞后，覆盖范围有限。最后是中介机构、人才等配套支持不足。国内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绿色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评级、第三方认证、资产评估、信息咨询、环境风险评估等专业性服务机构涉足绿色金融业务较少。
探本溯源，绿色金融是在相关政策指引下，通过贷款、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更多社会资金支持节能环保、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应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加大金融对改善生态环境、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的支持，为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此，笔者认为应重点做好六大体系的建设：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重点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等绿色金融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推进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引导有关各方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特别是要强化市场手段，实施差别信贷政策，通过享受一定的政策利差补贴使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有利可图。三是强化考核硬约束，完善监管体系。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主体分别开展绿色绩效考评。金融监管当局应联合有关部门，完善绿色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四是完善市场机制，构建全面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绿色金融参与的市场主体，重点是调动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创建专门的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对现有政策性银行信贷进一步“绿化”；加快绿色中介机构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服务。五是创新业务模式，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大力推进绿色信贷创新，把绿色环保理念引入信贷政策，切实增加盈利性和可操作性；积极发展绿色债券，推广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业务；开展绿色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建立健全绿色金融衍生品市场，完善配套的中介服务市场；加快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六是建立健全环境成本信息系统，加快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完善企业数据库，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将大气污染排放、水污染、垃圾等造成的环境成本尽可能量化，在此基础上对企业、产业开展绿色评级试点，开展排污费收取及排污许可证发放和价格补贴、资源税收取及企业环评等；引导投资人基于绿色要求进行投资决策。

『叁』 题目:保监会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变化趋势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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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政策出现较大变化，监管比例、投放领域、监管方式都更加适应市场的发展，类似这种制度性革命，已经构成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险企用结构经济学看待保险资金运用政策新政，构建多层次资产配置体系，将有利于保险投资结构的稳定和优化。
当前，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激烈，出现承保能力过剩，承保利润下降。为此，保险人转向注重从保险资金运用中取得收益，争取投资利润。保险资金运用的结果，使保险人获得了平均利润，而被保险人也以低费率方式享受到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是资金运用盈利的基础。稳健的资金运用，应该首先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在此基础上努力追求资金运用的收益性。
险资新政给险企更多投资自主权
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持续推进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颁布了一系列资金运用新政，为保险资金运用松绑，给保险公司更多的投资自主权。保险投资新政的出台，大大拓宽了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对于转变保险公司盈利模式、提升保险资金运用收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险资新政扩大固定收益证券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债券品种特别是信用品种投资范围，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创新型固定收益品种，信用品种配置比例有所放宽。险资新政简化了基础设施审批流程：过去保险公司投资于基础设施要到保监会报备，与其说是报备，实质上是审批制，从报备到审批合格需要一年时间的情况屡见不鲜。过去也不仅仅是流程问题，基础设施有许多具体的指标，对企业做一个债权计划，对偿债主体的经营指标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担保也有诸多限制。如果债权计划需要商业银行担保，担保主体要求为全国股份制上市银行。
新政出台后，担保方式更加多元化。放宽股权投资范围：原来保险公司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限定于三个行业，新政出台后，放宽对保险公司投资PE的条件要求，提高了保险公司可投资比例，增加了能源、资源、现代农业、新型商贸流通行业的投资。表面上看，现在保险公司投资PE仅限于七个行业，但实际上保监会的行业划分并不属于标准的行业划分，很多行业都可以归结为能源、资源、现代农业、金融、汽车、医疗等，于是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开放金融产品投资：开放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等金融产品的投资。保监会规定，信托产品只能是集合信托，不能是单一信托，除了保险公司外，必须有其他购买方购买。但这个问题并不难以解决，保险公司可以将10亿的信托计划卖出100万用于规避单一信托限制，因此集合信托使得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变得非常宽泛。提供风险对冲工具：保险公司可以参与金融衍生品及股指期货交易，对风险头寸进行套期保值，降低组合风险。
现在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利率掉期，将浮动收益产品变为固定收益产品。第二部分是汇率掉期，国内保险公司这部分需求量较大，这是由于保险公司所有的负债几乎都是人民币，到境外投资必然会出现汇率敞口。第三部分是股指期货，关于融资融券、国债期货业务，允许保险公司参与到证券公司融资的过程中去。拓宽境外投资市场及投资品种：进一步开放境外市场投资，可投资的市场范围包括25个主要发达国家和20个新兴市场；投资品种覆盖权益、固定收益、不动产、基金、PE、REITs等大类品种；允许投资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对冲，保险公司保费的15%可以投资到境外市场。允许投资创业板股票：促进保险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允许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使得保险公司能够分享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成果。
促进保险资管双向开放
2013年，保监会发布《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重启保险资管产品试点，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一对一”定向资产管理产品和“一对多”集合产品，投资人从保险业内拓展到业外，投资范围也从传统的固定收益拓展到权益投资。保险公司可以以专户的形式，令银行将部分资产委托给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发行产品，由其他机构或个人进行管理。
过去保监会虽然允许保险公司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但是成立公司后并不是什么业务都可以开展，存在牌照管理。有的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只可以投资于股票，有的公司可以投资于债券但仅限于担保债，有的公司不许投资于基础设施，有的公司不许进行PE投资，事实上对业务进行了分类。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可能只能做十几项业务中的几项，想要开展其他业务则要到保监会进行认证，获取牌照。此次新政保监会对牌照获得的条件进行了简化。
按资产规模来看，85%保险公司都有自身的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都会将自身的保费资产委托给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在新政推出之前，保监会放松了一些，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承接自己集团以外的保险公司委托的资产。2013年，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公司将资产委托给证券公司、基金等投资机构。保险公司认为，在可以把自身资产委托给其他公司进行管理的同时，也应当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外部其他公司的资产，因此此次新政扩大了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委托与受托业务范围，允许保险资管受托业外资产。
2013年保监会与证监会联合发布《保险机构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办法》，支持保险机构投资设立基金公司，可以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保险机构。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作为股东发起一个基金公司在证监会领取牌照从事公募业务，也可以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到证监会申请牌照。
多层次监管比例框架形成
2014年，保监会进一步推动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市场化改革。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对保险投资管理的监管比例和监管方式进行重大改革，重新定义大类资产，将保险公司投资资产划分为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类金融资产五大类。整合各类监管比例，设立大类资产监管比例和集中度监管比例，同时设立风险监测比例，形成多层次监管比例框架。过去在每一个品种当中，保监会有众多的比例管理，担保、无担保债券、股票等等资产有诸多比例限制，此次对资产按大类划分为五类，设立大类监管比例，在比例中具体的小的比例由保险公司自行调节。试点存量保单投资蓝筹股：启动存量保单投资蓝筹股试点，允许部分持有历史存量保单的保险公司设立独立账户进行封闭式管理，由保险公司根据资产负债情况自主决定投资比例对蓝筹股投资实施逆周期资产认可标准。
保险新政使得开展全面的资产配置成为可能，保险投资新政为保险资金开展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多的基础投资工具，从传统公开市场投资拓展到基础设施、股权、不动产等另类投资以及境外投资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使保险公司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配置成为可能。
保险新政颁布后，保险公司加大了创新产品投资力度。保险新政颁布以来，保险公司投资策略是抓住保监会政策放开的契机，加快创新产品和新渠道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创新类金融产品、投资性房地产的投资。到去年底，非传统投资占比到达8.57%，增长非常迅速。
构筑保险投资结构的革命性框架
在经济学研究中，结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它以经济结构为主体，同时包含经济与资源环境及社会结构的适应性。经济结构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的空间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国际结构，在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城乡结构等；另一个是纵向的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的生产价值链，主要是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和金融结构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分配结构和流通结构包含在上述横向和纵向的经济结构之中，结构经济学研究强调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和结构转换。
用结构经济学看待保险资金运用政策新政，会得出以下观点：
一、多层次资产配置体系，大大有利于保险投资结构的稳定和优化。
保险公司不仅要在传统的公开市场领域发掘优秀资产进行配置，而且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在基础设施、非上市股权、不动产及金融产品等另类投资领域进行资产配置。
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经济转型导致宏观基本面持续疲弱，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从影响利率走势的通货膨胀看，总需求疲弱，通胀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大幅上升的概率很低，宏观基本面对固定收益市场将形成中长期的支撑。保险机构应从中长期配置角度出发，把握配置时机。
尽管中国经济总体趋势向下，但权益市场仍有重要的结构性机会。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符合政策导向和经济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新兴行业仍可能稳步增长甚至是快速增长，保险机构应当抓住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机遇，在保持权益仓位整体稳健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低估值及符合经济转型方向的行业，努力发掘投资机会。
保险公司需要从战略上考虑配置期限长、安全性好、收益率高的投资资产来弥补配置传统资产的缺陷，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力度。应抓住国家经济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战略机遇，获取优质战略资产。保险公司开展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要紧紧围绕经济转型和调结构的国家战略，打通保险资金和实体经济的联系，支持国家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利用长期资金的优势，创新运用债权、股权、股债结合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错配风险，有效提高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收益能力。
夹层投资的收益特征符合保险资金匹配需求。优先股等夹层投资不仅可以使保险资金获得较高的回报，同时还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夹层投资具有持续稳定的回报，不需承担股权投资方式的收益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保险资金沉淀大量的长期资金，需要长期、稳定回报的需求与夹层投资的资金特征相匹配，相比现有期限较短的信托、理财产品，保险资金可以提供10年期以上的融资。
二、运用金融衍生品投资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改善保险投资结构的内在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保险资金投资金额的不断增长以及投资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保险公司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投资理念，但是始终摆脱不了投资收益率低下的困扰。这主要表现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能力不高，保险业务部门和资金运用部门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不能在资产负债匹配的高度上制定保险资金运用的策略，使资金运用与保险公司的资产战略配置要求相脱节；和保险资金运用相配套的人才储备不足，诸如精算师、高级会计师和国际律师等高精尖端人力资本相对缺乏，制约了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发展效率。
多元化投资虽然可以降低资产整体风险，但不能消除市场波动风险，金融衍生品可作为直接、有效和低成本的资产管理工具直接对冲市场波动风险。目前保险机构已经开展利率互换、外汇远期等衍生品交易试点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保险机构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只限于套期保值、锁定收益或锁定资金价格，金融衍生工具在保险资产管理和配置方面的作用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
三、抓住偿付能力监管的核心，构筑保险投资结构的革命性框架。
在监管意义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实际资本额、投资收益、责任准备金、资产与负债匹配、经营策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的经营中，保险公司如果急于扩大市场份额，不计成本地拼抢销售渠道，导致大量的利差损、费差损出现，就会使保险公司亏损，偿付能力受到影响。如果投资状况较好，承保亏损则通过资金运用的收益赚回来；如果投资收益不好，要用投资收益抵偿承保亏损就比较困难。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去年工作会上提出，将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及不动产债权计划等产品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引导支持行业进行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将研究建立贯穿保险资金运用全过程的偿付能力约束体系。将设立保监会资产负债匹配监管委员会，强化资产负债管理的硬约束，相对弱化比例监管，督促公司加强负债管理，提高资产负债匹配水平。
简言之，“放开前端，管住后端”是保险监管改革的总体思路，也是今年以来保监会加快转变资金运用监管方式，旨在把监管工作重点由开放渠道转变为风险监管，切实把防风险放在监管工作更为突出位置的法宝。“放开前端”就是要减少行政审批等事前监管方式，把风险责任和投资权交给市场主体。“管住后端”从狭义角度看，就是指事后的偿付能力监管，运用资本手段，实现对资金运用的约束。
随着保险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加剧，保险的净利润必然呈下降的趋势甚至出现亏损。资金运用就成为保险公司的生命线，其效益不仅成了利润的主要来源，有时甚至还要用来弥补保险业务经营的亏损。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实行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作为主要资产业务的资金运用业务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作为主要负债业务的保险业务。

『肆』 新时期如何加强保险资金运用和监管

（一）持续深化改革和规范创新
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投资链条，降低资金成本，疏通渠道，引导更多保险资金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建设工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战略等。在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创新上，要以能否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主业，能否更好地把控风险，能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又提高保险资金使用效率为标准和条件来考量。凡是严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过度追求短期利益和放大风险、逃避监管的创新，都要严加限制和禁止。
（二）积极引导保险资金更好服务商业保险养老产品
“服务主业”是保险资金运用根本要求。保险资金运用要服务好保险产品，提升保险产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支持保险业做好经济社会的稳定器和减震器。商业保险养老产品具有长期锁定、保证收益、终身领取等基本特征，这是区别于其他理财产品、基金产品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领域，要发挥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较强的大类资产配置能力、多元化投资能力、长久期资产管理能力和全面审慎风险管理能力，支持商业保险养老产品、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产品和“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为社会养老需求提供稳健、安全和预期明确的养老产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积极稳妥推进保险资管产品集中登记信息
近年来，金融市场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发展明显加快，规模快速扩张。相应的监管逻辑也需要动态调整。原先以负债监管为中心建立起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等需要向资产负债管理和资产端监管转变，过去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业务，现在要加上有多少能力做多少投资，而且资产端监管更加注重匹配监管、分类监管、信息披露监管、关联交易监管、穿透监管等。近期，央行正在牵头制定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统一资产管理产品标准和监管。对保险资金而言，特别在另类投资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抓紧推进保险资产登记交易平台建设，推动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以及保险资金投资的其他产品集中登记信息，运用大数据和监管科技有效监测和防范风险，显得尤为迫切。监管部门将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有关工作。
（四）持续健全和完善保险资金运用体制机制
探索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改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提升专业化水平。探索完善保险公司首席投资官和资管公司首席风险官机制，提升保险机构投资能力和风控能力。进一步丰富风险管理的工具箱，推进保险资金运用更多金融衍生产品，来对冲和管理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经济周期波动、利率波动以及相关市场波动风险。

『伍』 保险公司金融支持经济发展

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虽然总体平稳，但实体经济面临不少挑战。由于金融扶持不够，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仍然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凸显了当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强健实体经济的紧迫性。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就必须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分析起来，金融具有优化资产配置、强化风险管理、发现市场价格等功能，可以成为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动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黏合剂。但如果金融过度膨胀甚至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就有可能产生泡沫，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乃至引发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事例，其真正原因就是世界性的实体经济与金融投向的结构性失衡。
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与实体经济发展总体适应，但也存在不匹配和不协调的问题。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资金供给比较充裕，但在微观上，一些银行机构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仍在大肆拆入资金，借银行理财、信托投资的名义在金融圈里“空转”，大玩“钱生钱”的虚拟游戏，令原本流动性充裕的国内金融业深陷“缺钱”境地，更令很多实体企业严重“失血”。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反过来又使金融部门不愿介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对经济健康运行极为不利。因此，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战略意义。
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首先要从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的要求出发，努力盘活货币信贷存量，用好增量，提高使用效率。在这一过程中，须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真正解决金融当前时点突出服务什么样的实体经济问题。盘活的存量和增量贷款，要重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有重大影响和示范引导作用的行业倾斜，向化解过剩产能倾斜，向小微企业倾斜，向“三农”倾斜，向消费升级倾斜。
其次，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深入研究和推动金融及相关领域改革。在现有体制下，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如，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监管能力有待提升等。针对上述问题，应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值得关注的是，前不久，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定价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在客观上不仅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且有利于金融机构不断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下一步，要健全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改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清除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金融管制，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信贷和保险市场的实质性竞争；应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更多采用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减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活动不当的行政干预；可考虑建立和完善金融安全网，加快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建立和规范市场化退出机制。
与此同时，加强金融基础建设，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软环境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金融基础建设是金融正常运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便捷高效金融服务的重要保障。金融基础建设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会计标准、征信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在当前的情况下，可根据金融发展规律和实际，针对当前金融投机和民间借贷无序发展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金融发展的制度框架和顶层设计；借鉴发达国家金融业的经验，积极建设金融机构总部和区域金融管理总部，进一步完善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总部的管理和调控；加快制定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破产、信用评级以及征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法规和制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为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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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保险业助推经济快发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在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突出和强化，并正在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共识。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对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充分认识保险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有利于拓宽保险发展空间，使保险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中，提升保险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一、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保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促进经济发展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要受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它的健康稳定发展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由其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的功能实现的：
其一是通过风险集散和经济补偿，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保驾护航。表现在：一是帮助受灾企业及时恢复生产，保障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为商业贸易活动转移风险，推动商品的消费和流通；三是为先进生产力提供可靠的风险保障，推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而减少因风险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发展。
其二是通过对收取保费积聚起来的庞大保险基金进行科学高效的运用，可以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为经济建设提供长期资金的融通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为资本市场培育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改善资本市场的结构，而保险资金所具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规模性的特点，也使其成为促进资本市场繁荣的最稳健的力量，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高效、稳健运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此外，保险业本身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产业，在就业、税收等方面都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它本身的健康稳定发展就是经济金融健康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从保险的基本保障职能看，保险通过帮助受灾家庭恢复原有的生活条件；减轻伤、残、病、老、死等事件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对民事赔偿责任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减少经济纠纷等方面，能够满足人民多样化的保险保障需求，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关联性和不确定性对保险保障提出了更高和更广的要求，要求保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更广层面分担社会管理的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就现阶段而言，保险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作用，应当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分担政府社会保障职能，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趋势，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保障人民生活、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只能定位在分阶段推进的广覆盖、社会化和可持续的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较低水平上。因此，要提升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构筑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就必须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加以补充。商业保险作为我国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本社会保障尚未覆盖的人口群体，如农村人口及大量没有社会保险的城镇人口中，甚至可以作为社会保险的替代工具发挥主导性的保障作用。大力发展商业性养老、健康保险有利于减轻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负担，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险业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产品开发、投资管理、客户服务以及精算、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分担社会风险管理的职责，提高社会防灾防损和应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性。其一，在日常的防灾防损中，保险人作为专业风险管理者，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经验，而且可以通过承保时的危险调查分析、承保期内的危险检查督促、以保险费率这一价格杠杆调动企业防灾防损积极性等措施，增强整个社会防灾减损的能力，尽可能减少保险赔款的支出和社会财富的损失，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二，则是构建突发性巨灾危机的防范体系和保障机制。以非典、9.11恐怖袭击、美加大停电等为代表的国家公共安全事件表明，缘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变异，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灾害事故将呈日益复杂与巨型多样化趋势，已经对人类社会应对突发性巨灾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政府应承担并负责提供有关公众安全的基本保障供给，但政府限于财力，同时又受制于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约束，投入总是有限。因而，强化现代保险业在这其中的功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考虑到各种巨灾等危机事件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在涉及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公众责任、第三者责任以及针对意外或突发事件导致的营业中断和利润损失等方面，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可以提供产品丰富的多种可能的保险保障，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正是由于保险兼具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保险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研究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还必须认识两个问题：
一是要正确认识保险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保险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则是商业保险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保险业的发展不可能长期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一枝独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能为保险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如果二者发展不协调，在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会抑制有效的保险需求，影响保险业的正常运营和稳健发展。因此，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与保险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保险业的经营目标只有顺应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在有效发挥保险功能作用中得到提高和加强，并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良性互动。
二是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虽然主要靠保险业自身的努力，但也受到一些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其中政府决策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能否理顺政策、法制、制度框架，影响到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基本社会保障的深度、广度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制度沿革相适宜，关系到商业保险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市场失灵（比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带有外部性），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无法完全凭借市场力量自动形成，政府必须在社会发展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完善政策、法制和制度环境、加大对公共领域的投入等措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政府介入要有明确清晰的“度”的界定。这是因为政府进行的社会管理具有效率低下的固有缺陷，并且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基本社会保障，由于是和个人对社会贡献无直接关联的“均值化”服务，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特点，提供不足固然影响社会稳定，但过度提供则一是增加财政负担，二是挫伤就业积极性，三是对商业保险等市场力量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职能定位是否明确，决策支持是否到位，影响到保险业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和运作空间，最终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加快保险业发展，充分发挥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责任等保险产品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保险还没有渗透到各行各业、社会各个领域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不足是制约保险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主要因素。因而，必须从服务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加快保险业发展，尽快做大做强，才能充分发挥保险业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提升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
（一）树立正确发展观。保险业必须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己任，改变多年来走的重规模、轻效益，重保费、轻管理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以及片面追求保费增长速度的指导思想，树立和贯彻“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统一的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切实担负起“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的重要使命。
（二）深化改革，实施进取性战略。在我国保险市场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加快国内保险业的改革调整，解决我国保险业体制与结构矛盾；分多层次——国际保险（金融）集团、“专、精、特、新”的专业性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以及兼业代理机构等——丰富保险市场主体结构，鼓励公平有序竞争，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开展兼并收购等形式的国际化资本运营，快速增强实力；将市场领域开放、市场体系建设、保险公司制度创新、保险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增强统一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加快创新，为保险作用的充分发挥注入活力。认真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积极进行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如：探索保险投融资体制创新，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功能；探索保险风险资产证券化等手段的可行性，在更广范的范围内寻求建立安全基金聚集与危险损失分散化的融资与转移机制；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实现经营方式的差异化与管理方式的精细化，推动保险经营与管理升级；密切关注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开发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多层次的保险需求；提高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丰富保险服务的内涵，把服务渗透到保险消费的各个环节，增强核心竞争力。
（四）防范风险，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标，稳定则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作为转轨过程中的新兴幼稚产业，我国的保险业必须加快发展，才能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应对入世挑战，才能够解决保险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改革现有保险市场的宏观制度安排和微观运行机制中的落后因素，为保险业发展扫清障碍。与此同时，保险业长期发展中埋藏了不少风险隐患，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的不确定因素不断涌现，因而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必须密切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促进保险业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维护保险体系的稳定不能以牺牲保险市场的效率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为代价，也并不意味着不让经营失败的机构退出市场。
为兼顾保险市场的效率与稳定，当前亟需确立两个制度安排：一是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实现科学监管，从最终意义上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增强投保人的信心。二是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市场退出机制着眼于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减轻机构退出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处置成本、从整体上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公司稳健经营，促使投保人审慎选择；又有利于维护保险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安定，防止因个别机构经营失败引发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五）寻找利益与责任的最佳契合点。利益与责任并不总是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保险业无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现阶段经营管理基础和风险管控能力薄弱，外部体制、政策、法制、信用环境尚未理顺，以及市场竞争不规范，在某些社会管理功能强、群众迫切需要的险种，如责任险、健康险、汽车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农业保险等业务经营中，必然面临经营风险加大甚至无利可图等难题，出现了保险公司不敢开展或业务量萎缩甚至退出市场等现象，不利于保险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拓展新业务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有客观因素，但保险公司必须充分认识到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能消极等待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好转才经营，而要积极作为，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加强和有关部门、其他市场经营主体的沟通、协调、合作，共同寻找利益与责任的最佳契合点，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拓市场、发展业务；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通过科学设计产品、加强风险管控和提供优质服务出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六）争取政策扶持，理顺外部环境。目前，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政策和制度瓶颈的制约，如医疗、养老等体制改革尚不到位，商业保险机构与社保经办机构的利益冲突没有消除；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缺失；法制、信用环境不完善等。从国外经验看，商业保险要在社会保障体系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事业中发挥作用，离不开政策扶持。政府要通过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确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和主体资格；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推进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措施，为保险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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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绿色发展

一方面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一方面是我国仍然处于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污染隐患多，渐发、突发和意外的污染事故频率高的现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焰建议，加快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吴焰介绍说，有关调查显示，在全国7555个被调查的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在过去的一年里，先后发生了陕西华阴成品油输油管道泄漏流入渭河和黄河事故，兰州石化工厂爆炸事故，广东清远、江苏大丰铅污染等事故，严重污染环境，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吴焰指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项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绿色保险制度。经验证明，有效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保险可以成为政府和环境责任主体之间的一个市场化的“第三只眼”。保险人基于自身风险控制，必然会积极参与风险与隐患排查。同时，保险以费率与安全环保管理水平挂钩的杠杆机制，能够强化责任主体的内在压力，鼓励参保企业降低污染排放数量和程度。而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保险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既可以为污染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减少政府负担，也可转移和分散参保企业经营风险，在突发环境事故后提供污染治理的经济援助。 尽管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实施有诸多好处，但目前在我国发展缓慢。吴焰介绍说，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此项保险的推行缺乏法律保障，对企业是否参保没有制度约束，对侵权主体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其次是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巨大，在我国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时期，单纯依靠保险公司商业机制运作难以持续。此外，中国尚未有统一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保险公司在勘查、定损与责任认定上存在困难，灾害损失风险难以把控，这进而影响到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厘定和产品开发。 对此，吴焰建议，应在国家和地方立法中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相关条款，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建设的强制性方向以及过渡措施，明确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原则、主体、范围、标准、举证责任、请求权时效等。

『捌』 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有哪些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层次不断提高，多数项目资金需求大、周期长，与保险资金规模大、长期稳定的特点十分匹配。

据介绍平安资管公司牵头设立京沪高铁股权投资计划，出资160亿元参与了京沪高铁的投资建设，成为京沪高铁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自京沪高铁投入运营以来，项目公司运营和收益日趋见好，2015年起公司实现了盈利，2016年京沪高铁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41.6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从保险资金的匹配性来讲，尤其是寿险类资金，需要长周期的资产来匹配，在收益性方面，强调在低风险、安全性有保证的基础上，追求相对稳定的收益，PP项目跟险资有一种天然的匹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