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即将成为资金新投向

⑴ 保险业资本流向何处

中国保险业形势变化
随着“入世”日期的日益临近，中国保险业也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日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德国格宁等8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展或扩大业务。至此，已有27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中国保险市场的大门已经敞开，不少国人终于等来了企盼已久的“洋保险”。“洋保险”与土生土长的民族保险优势各在何处，保险市场的开放到底会对民族保险业造成怎样的冲击，老百姓又能从中得到哪些好处呢？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保险市场的开放将对本土的民族保险业造成一定的冲击。新中国历史最长的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不过只有50余年的历史，77亿元的注册资本。而获准进入中国的国外保险公司哪一家也有几百年的经营历史，数百年积累下来的雄厚资金、丰富的承保经验，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以及高素质的人员队伍是内资保险公司望尘莫及的，这些优势将使他们在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客户服务、人才的集中等方面对民族保险业形成挑战。与他们的这些优势相比，内资保险企业在险种设计思路、市场营销观念、公司管理模式等方面确实有很多的功课要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面对竞争毫无还手之力。应该说，内资保险公司在服务网络的数量、客户的认知程度、市场的熟悉情况等方面也有着外资公司不可比拟的本土优势。而外资公司要想在这方面达到内资公司的水平，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的。所以“内、外”各有优势，又各有功课要做，现在的关键是谁的功课完成的快，谁就能抢占市场先机。依笔者的观点，内资保险业并不处于劣势，先进的经验、好的方法容易学，而本土优势却是很难取得的。正如中国“入世”谈判官员所讲：“外资保险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个适应过程，等他们适应好，中国公司也学到他们的东西了。”
那么，开放后的市场情况又会是怎样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我们的邻居菲律宾保险市场开放后的情况。菲律宾于1997年开始开放保险市场，到2000年保险业务增长了9％，投保国民占总人口比例已从1996年底的11％增至15％。正是由于外资保险公司凭借其雄厚实力铺天盖地大做广告，在各地开设分支机构并雇用大批营销员展业，国民的保险意识才得以大大提高，从而促成了国民投保热情的高涨。在外资保险公司的冲击和竞争加剧的压力下，许多内资保险公司进行了改组，改善服务质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再以我国保险市场开放较早的上海为例，尽管外资公司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中资公司，但它们的保费收入只占上海市保费总收入的10％。而外资公司对保险业起到的催化剂作用，却使上海业内人士尝到了甜头。
他们认为，由美国在友邦保险公司首先使用的个人营销员制度，目前已成为上海寿险业务中最主要的展业方式。此外，市民商业保险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外资保险进入的结果。由于外资保险公司提供的便利服务，也使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在上海的营运得到了保障。因此，开放的市场，只能更促进内资保险业的发展。
现在的关键是国人要对内资保险有信心。国外好的产品，不一定在中国适销对路，而内资企业却往往对国人的需求比较了解。同时内资保险企业必须要在经营体制、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尽快与国际接轨，构筑出内资保险企业新的优势，满足国人对于保险的需求。但不论“洋保险”还是“土保险”竞争结果如何，最大的受益者都将是我们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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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国务院规定的保险投资方向有哪些

由于各国技术创新力度、融资方式不同，政府扶持创业投资的介入程度和具体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直接拨款

即政府为鼓励创业投资的发展，向创业投资者和创业投资企业提供无偿的补助。这种补助实质上是政府部门共同出资筹集创业资本，分担创业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鼓励民间创业投资。如（1）加拿大安大略省对向高技术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的个人入股者给予其投资总额30％的补助金。（2）美国1982年通过的《小企业发展法》规定，年度R＆D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必须依法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每年拨出法定比例的R＆D经费支持小企业开发技术创新活动。（3）英国贸易和工业部门将政府支付的高技术发展专款的20％作为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开发费用。1981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投资于高技术企业的英国技术集团。（4）新加坡政府规定，凡投资于高技术的企业如果连续亏损三年，则可获得50％的投资补贴。

从各国情况来看，政府可以提供的创业资本是相当有限的，它的作用主要是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起政策示范和引导作用。

（二）政府担保

创业投资企业不具有可担保的资产，很难从常规信贷和传统投资渠道筹集创业资本，因此，许多国家选择了政府担保手段。通过担保，政府可以少量的资金带动大量民间资本向创业投资业发展。根据国外的实践，政府提供1元资金用于创业投资担保，就可带动10——15元的资金流向创业投资业，转化为创业资本。（1）英国从1981年开始实施信贷担保计划，支持银行向小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最高限额10万英镑，偿还期2——7年。贸工部为借款人担保，若借款人不能如期偿还债务，贸工部负责按2.5％的年息偿还债务款的70％。（2）美国于1955年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承担对高技术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担保，贷款在15.5万美元以下的提供90％的担保；贷款在15.5——25万美元的提供85％的担保。1993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银行向创业投资企业贷款可占项目总投资的90％，如果创投资企业破产，政府负责偿还债务的90％，并拍卖创业投资企业的资产。（3）日本通产省于1975年设立了“研究开发企业培植中心”，其主要业务是对创业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债务担保，担保比例为80％。日本科学技术厅下设新技术开发事业团，对拥有新技术、风险较大、商品化困难的项目提供5年期无息贷款，成功者偿还，失败者可不偿还。

（三）税收优惠

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鼓励创业投资的发展，制定了许多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诸如给予R＆D费用的税收抵免，准许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提供技术转让和损失报批方面的税收优惠等等，具体情况各国不一。如（1）美国将创业投资公司的所得税率由1970年的49％降至1980年的20％。具体做法是：创业投资所得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美国政府规定，凡是当年R＆D支出超过前三年R＆D费用平均值的，其增加部分给予20％的税收抵免。对于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折旧年限为3年，是所有设备折旧年限中最短的。（2）法国1985年颁布的85——695号法案规定，创业投资公司从持有的非上市股票中获得的收益或资本净收益可以免交所得税，免税额最高可达收益的1／3.公司出让技术取得的收入按19％的税率征税（否则，需交纳33.33％的预提税）。（3）新加坡政府规定，创业投资最初5——10年完全免税。1984年政府宣布，凡是向得到政府批准的新技术工业项目投资的本国公司，如果投资项目赔本，可以从本公司收入中免交相当于投资50％的所得税。1986年，政府又进一步允许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从被批准的创业企业购买股票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同时，创业企业可以从以后的所得税中扣除损失金额。（4）英国1983——1993年实施企业扩大计划，通过向英国未上市公司的投资人提供个人收入税减免优惠来刺激投资，每年可减免4万英镑的收入税。投资人可以直接投资或通知投资基金进行投资，但投资必须是新的创业性股本，并至少持股5年。1994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创业投资信托法》，对符合该法要求的所谓“创业投资信托”实行全面税负豁免与优惠，如个人投资者股利收入税的豁免、资本利得豁免、基金公司在资本利得上的豁免，以及其他税负上的特别优惠等。

从各国税收优惠来看，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优惠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很少采用间接税优惠；（2）优惠的多为创业投资企业，而对创业经营企业采取的优惠政策不多；（3）优惠的方式为减免税等实质性优惠方式，这是与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回报形式有关的。创业投资企业不具有固定资产等财产，因而加速折旧、税前列支等优惠方式大多不适用。

（四）建立“股票二板市场”

“股票二板市场”以发行创业企业的股票为主，而且发行的标准低于一般证券市场，只要创业企业的规模和资金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在这种市场上发行股票。“二板市场”的建立，使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直接融资成为可能，也为创业投资的增值、退出提供了方便。（1）美国“股票二板市场（NASDAQ）”已成为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的第二大证券市场。据统计， 1970年在美国3000万持股人当中有1／4是持有“二板市场”股票或期权的。这种情况对处于创业初期的高技术企业筹集资金是非常有利的。（2）英国于1980年底建立“未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后至20世纪末约有350个高技术企业在“二板市场”发行了约10亿英镑的股票。（3）日本政府于1983年分别在大阪、东京和名古屋建立了“二板市场”，只要资产达85万美元以上、税前利润率达到8％的公司都可以上市。（4）建立于1996年的韩国“二板市场（KOSDAQ）”至2001年上半年便已累计募集了近40亿美元的资金。

（五）政府干预和法律保护

为了加速创业投资的发展，各国政府和地区相继制订了一系列新技术开发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成立独立的主管部门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如韩国政府1986年颁布了《中小企业创立支持法》、《新技术财政资助条例》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截至2001年，韩国已有145家创业投资公司，掌握资本近60亿美元。

二、缺乏政府扶持的创业投资产业状况（以台湾地区为例）

自1983年台湾引进创业投资以来，台湾的创业投资公司已核准设立近200家，累计投入的实收资本额达新台币1300亿元。由于台湾特有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型态，加上当局积极发展高科技的产业政策，以及逐步健全与活跃的资本市场，使得台湾创业投资的活跃程度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逐渐成为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色列、德国、瑞典、法国及中国大陆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典范。但出于对创业投资业与其他投资行业之间租税公平的考虑，台湾于2000年取消了创业投资业的投资抵减税收优惠政策，对创业投资业的持续扩张和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其中亦有全球经济景气因素的影响）。

（一）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前后台湾创业投资产业状况的简单比较

截至2000年底，台湾创业投资公司累计达184家（2001年10月已有193家），实收资本额为新台币1280.76亿元，累计投资案件数为6343件，累计投资高科技资金更高达新台币1255.09亿元。台湾的创业投资事业在1998及1999年迅速增长，在这两年之中，其资本额从1997年的新台币426.31亿元增至1998年的新台币729.32亿元，1999年更是一举冲破千亿台币大关。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后，2000年实收资本额（指全部创业投资公司）的增加从1999年的304.93亿元减至246.51亿元，增长率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1998年和1999年的新设公司资本额为225.1亿元和231.3亿元，但2000年新设的31家创投公司（基金）的资本额仅为135.9亿元，增幅明显变小。

在1995年前台湾创业投资公司都是以个位数成长，自1984年台湾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设立到1995年止，在长达12年的时间之中，累计设立34家；但自1996年开始，台湾创业投资可业可谓进入高成长期，从1996年的14家、1997年的28家、1998年的38家，一直到1999年的46家，在这四年之间，累计新设创业投资公司119家。在2000年，新设创业投资公司31家，较1999年少了15家，与1999年底取消台湾创业投资业的投资抵减优惠有着极大的关系。

（二）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对台湾创投产业的影响

由于投资抵减优惠的取消，过去积极参与创业投资事业的个人与产业将大幅减少其对创业投资事业的投资。同时，由于直接投资新兴的战略性产业依然可以适用投资抵减，因此产生资金的排挤效应，直接影响个人及法人股东投资创业投资公司的意愿。台湾创业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产业界的法人机构及个人（两者合计超过80％），此一资金来源将告萎缩。而一般金融、保险、证券等金融相关产业及退休基金，迄今投资创业投资均仍有限制或不被许可，而无法弥补产业界及个人投资资金的流失。因此，台湾的创业投资事业将因资金来源的逐渐匾乏面临愈来愈严重的经营困境。

投资抵减政策取消后，政府对创业投资事业设立所施行的特许制亦将同时终止，这意味着将彻底消除创业投资公司与一般性投资公司的区别，创业投资公司的融资优势和便利将荡然无存，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创业投资将更加困难。创业投资公司因资金来源匾乏而导致萎缩，则台湾早期科技产业的资金募集将陷入窘境，进而危及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及整体经济成长。

三、我国现行的相关产业优惠政策

1987年前后，我国的一些知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相继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991年，国务院首批批准了26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已批准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也使高新技术的相关领域、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许多地区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该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成长性，创业投资一般将其作为主要的资金投向，在目前我国还尚未将创业投资作为一个独立行业对待（表现在工商注册及税收规定等方面）的情况下，一般将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科技产业政策视同创业投资的产业政策。我国政府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及科技进步陆续出台了一些财税优惠政策，虽然实际效果并不尽人意。

（一）税收优惠政策

1.增值税、关税。现行政策规定，对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的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关税。为推动我国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自2000年6月起至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用于企业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自2000年6月起至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用于企业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2.营业税。对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

3.企业所得税。（1）在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2）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收入暂免征收所得税。（3）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的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所得税。（4）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从事咨询业（包括科技）、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自开业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税。

（二）财务优惠政策

1.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究设备的折旧、与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实验的费用，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

2.企业研究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应逐年增长，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企业，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得额。

3.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

4.企业为验证、补充相关数据，确定完善技术规范或解决产业化、商品化规模生产关键技术而进行中间试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30％——50％。

5.企业可根据技术改造规划和承受能力，在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区间内，选择较短的折旧年限。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飞机制造企业等，其机器设备可以采用加速折旧。

四、我国现行政策扶持和优惠的作用明显有限

（一）关于R＆D费用的扣除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允许企业R＆D费用按150％在税前扣除，但该措施的优惠范围明显偏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因而对其他企业来说是一种政策不公平。而且，对国有、集体工业企业来说，优惠也只限于R＆D费用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的赢利企业，且其50％的超额扣除部分不应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为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R＆D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但在当前亏损企业、微利企业比较普遍的情况下，这项鼓励企业科技投入的优惠措施的作用缩水不少。而且以赢利水平作为优惠条件，也不太合理，因为当前企业的盈亏情况，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当前赢利水平是以前经营成果的反映，而科技投入是影响今后赢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非赢利企业的税收歧视政策可能会人为造成或加剧“亏损——不能享受优惠——缺乏科技投入——进一步亏损”的恶性循环。

（二）关于加速折旧我国现行政策规定：（1）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设备，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2）进行中间实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折旧30％——50％；（3）企业可以根据技术改造规划和承受能力，在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区间内，选择较短的折旧年限。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医药生产企业和经财政部批准的其他企业，其机器设备可以采用双倍余额定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计算折旧。这些措施，从优惠力度和优惠范围看都相当有限，且主要的并不是直接针对技术进步方面的设备。

（三）关于科技成果转让我国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转让收入和技术服务收入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而且从1999年7月1日起，规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的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取得按股份、出资比例分红或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所得时，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就此而言，现行的优惠措施是不够的，不仅涉及范围窄（仅限于职务成果），而且优惠也仅限于延迟纳税，其股权实际转化为现金收入时仍需照常纳税。正因为如此，它将阻碍这种“科技股”资本的正常流通，因为如果不转让，则仍不纳税，从而产生“资本锁住”效应。

（四）关于个人所得税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也不利于调动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高新技术人员的优惠范围较窄，如对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等就不在优惠之列，仍征收个人所得税。此外，现行规定中房补也不能作为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如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人才来自全国各地，从业人员众多，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在住房上无力统一租赁，而是发放房屋补贴由个人自行解决。税法没有明确规定个人住房补贴能否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或按多少标准扣除，在实际执行时一般要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极大地增加了高新技术企业人员的税收负担。

（五）关于双重征税按照《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3年）规定，合伙企业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适用税率为33％。而按照《个人所得税法》（1993年修订）规定，对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分得的利润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两项合计，合伙企业投资者实际缴纳税率高达 46.4％。不但如此，合伙企业投资者还要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法》（1997）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五、确立政府在创业投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取向

政府在创业投资体系建设中的基本作用有三：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和控制风险。在培育和建立创业投资体系的初始阶段，政府能否采取积极的倾斜性政策予以支持、选取恰当的方式予以管理，将直接影响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的发展进程。2000年台湾地区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后产业迅速滑坡的景况便是一非常确凿的佐证。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具体做法应为：

（一）加速建设“创业板市场”并尽快推出，开辟创业资本的撤出渠道近几年来，国际市场上的创业资本已看好中国市场，不少创业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已经登陆中国或准备参与中国创业企业的投资活动，它们对资本撤出的市场条件和政策的稳定性有着强烈的心理期望。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明显加速了参与科技竞争的步伐，连印度这样的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已在计算机软件产业水平上大大领先于我国。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教育、科技的基础投入强度，还取决于其科技成果转化的比重和效率，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支持体系，因为任何创新性科技成果的推广和产业化都需要突破一定的资本或资金界限才能实现。我们近年来推动创业投资体系和创业板市场建设，其目的就是弥补中国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自1985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引入“创业投资”概念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时间，现在在创业板市场推出问题上，我们如果再踌躇不决，贻误时机，又会在将来留下某种遗憾。

（二）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北京市创业投资条例》应加紧制定出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管理条例等，使创业投资在具体操作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减少盲目性，降低风险，增强可信度与透明度，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北京地区作为国内最早的创业投资发祥地，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北京市创业投资条例》以规范和促进创业投资活动。其内容包括：创业投资公司的审批程序、经营范围、运作规范、法律责任、监管措施；科技创业投资基金设立方式、发起人资格、基金规模、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要求；比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税收政策，对创业投资公司的所得税、奖金税等实行优惠，使创业投资者可以享受到较高的收益；在3——5年内，市政府可以划出专项资金，对经认定、投资于成长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给予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公司依股权转让（或交易）收入应缴纳的地方税实行减免等。

（三）出台并明确创业投资的行业优惠政策，实现真正的倾斜和扶持

1.税收优惠政策。培育创业投资主体，事关高新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的健康发展。为促进创业投资的快速发展，应给予必要的扶持政策。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创业投资公司与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同等税收优惠；参与创业投资的个人、企业或其他机构，该项资本利得免征所得税；对创业投资公司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转让（或交易）收入，只征收印花税，免征其他税；非高新技术企业投资购买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证券或技术成果，该项交易额可从其税基中扣除，只缴纳印花税，等等。

2.投融资政策。创业投资是一项具有较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政府应提供一定的投融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政府，可以出资参股创业投资公司或作为创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对各地政府部门掌握的处于周转使用状态的科技经费进行存量调整，使之成为规范的创业资本的构成部分；财政收入状况良好的地方政府，可采取一定的方式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中央政府可通过政策性银行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对成长性好且能迅速打入国际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外债指标特批待遇；对各类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放松限制，同样允许其拿出少量资金参与创业投资活动，等等。

（四）加强国际合作，实行开放政策，促进国际化发展欧美及其他国家的创业投资在几十年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有许多做法可供借鉴。巨大的国际游资和广阔的企业交易渠道，也可能为我所用。应当加强创业投资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利用外部资源，提高北京创业投资业的管理水平，推动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同时，吸引国外创业投资资金，可能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引进外资的重要方式。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开展经常的国际交流活动；鼓励组建中外合资创业投资中介机构；鼓励建立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允许建立外资创业投资公司、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和中介机构，在现行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2001年9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监管、税收及退出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加入WTO在给我们提出很多挑战的同时，未尝不是一种历史机遇和发展契机。

（五）允许多种组织形式的创业投资活动，提供尝试和探索的宽松环境各国创业投资的组织形式归结起来大体上可分作三类，即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基金制。而我国现有的200多家创业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基本上以公司制为主。在公司制构架下，无论设计多么周密的治理结构，最终都难以解决高运营成本、高代理成本和弱激励机制等三个基本问题。所以，美国目前80％以上的创业投资机构均采取了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完美结合的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日本通过10年的探索，也开始推广有限合伙制，即所谓“投资组合”。德国也在1997年前后出台了有关有限合伙制的法律。台湾地区则干脆将此类活动统称为“创业投资事业”，无论是公司制、合伙制，还是基金制，均同样享有创业投资优惠政策，其目前称为公司的近200家创业投资企业，主要的运作实则采用了基金模式。基于目前的创业投资发展态势，断言中国未来创业投资组织的主流模式似乎为时尚早，但作为政府却应该尽早创造环境，允许并提供尝试的可能空间。如现行《合伙企业法》仍停留在作坊式生产的初级阶段，只允许自然人之间的组合，而且不具有投资职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六）创业投资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关键在于尺度的把握目前我国的创业投资正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创业投资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一方面民间资本参与创业投资的动力和热情不足，另一方面个人投资者中经济实力类似美国富裕家庭和个人的仍然是极少数，机构投资者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参与创业投资的力度还很不够。这种现状决定了政府有必要直接参与创业投资领域，提供创业资本。但是，从成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得出，目前这种政府主办创业投资、将政府资金作为创业资本主要来源的做法却是不可取的。最终应该确立“政府资金有限度地参与创业投资，而又不干涉创业投资企业的自主运营”的合理模式，政府在其中充当类似有限合伙人（但不是唯一合伙人）的角色，体现出资次要，以扶持、引导和示范为主的宗旨，由官办官营向民办民营过渡，最大限度地启动民间资本。

（七）尽快解决我国合伙企业投资者的双重纳税问题当今世界各国征税严格遵循法律主体资格的原则，即只有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营业组织，才作为纳税主体，缴纳所得税；而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营业组织由其业主缴纳个人所得税即可。在法律上承认合伙制（包括有限合伙制）的国家和地区，合伙人只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不承担企业所得税。而长期以来，我国征税坚持市场主体资格的原则，即税收体制实行企业所得税而不是法人所得税。由于受到“市场主体”思维定式的束缚，我国现行的合伙企业立法及相关配套的税收法律，为合伙企业投资者在法律上设计了一套既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又要承担双重纳税义务的“中国特色”形式。这使得很多投资者对合伙企业这种新型组织形式望而生畏。

⑶ 2019年保险资金境外运用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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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得保险资金运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充分安全有效地运用保险资金，提高收益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针对保险资金运用中存在的利率、信用、汇率、资产和负债不匹配、股票投资五类主要风险进行分析，并对如何防范风险提出相应管理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保险资金运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05年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14100.11亿元，比年初增加3321.49亿元，增长30.82%。其中，银行存款为5168.88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36.66%；债券为7424.55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52.66%；证券投资基金为1107.15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7.85%；股票为158.88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1.13%；其他投资为212.84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1.51%。2005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达3.6%，比2004年提高0.7个百分点。保险资金运用及风险管理已成为影响和推动保险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并成为保险业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参与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途径。
一、保险资金运用的历史沿革
中国保险业资金运用是随着中国保险业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单一投资阶段（1980年至1987年）。保险业处于恢复时期，经营主体多为综合性保险公司，产寿险也尚未分业经营，产险资产和寿险资产并没有分开管理。此时保险资金投资形式单一，基本上以银行存款为主。
第二阶段为自由发展阶段（1987年至1995年）。尽管仍未实现产寿分业经营，但投资渠道却大为放宽，保险资金全面介入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投资等领域。这一时期保险投资处于探索阶段，在经验缺乏、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监管宽松的背景下，出现了很多不良资产，影响了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也直接促进其后《保险法》对保险投资的严格限制。
第三阶段为严格限制阶段（1995年至2002年）。1995年10月《保险法》的实施，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加大了监管力度，保险资金运用步入规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原有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完成了产寿险分业经营，资金进行了分账管理，寿险业管理的资产逐步超过产险业，成为保险投资的主导力量。尽管其间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开始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债券现券交易，1999年5月允许保险公司购买AA＋以上的铁路、电力等企业债券，10月允许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但投资渠道狭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加之管理经验不足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缺乏，保险资产的规模矛盾和结构矛盾日益突出。
第四阶段为专业经营阶段（2002年至今）。随着《保险法》修订并实施，投资范围进一步放宽。2004年8月，中国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2004年10月，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股票市场;2004年，国家允许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次级债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将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的比例由20％提高至30％。同时，保险公司和保监会都非常重视资产管理的专业化。保监会成立了专门的资金运用管理部，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均成立了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业的资产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中的风险分析
尽管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工作在近几年取得明显成绩，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与国际同行相比，还是与发展目标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保险资金运用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准确分析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波动而造成的投资收益变动的风险。目前，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中，90%以上的资金投向利率敏感性产品，利率水平的变化对保险投资业务有重要影响。由于债券已实现充分市场交易，流动性很强，市场价格波动大，其价值受升息影响也最大。利率风险成为了固定收益证券（特别是国债）面临的主要风险。据估算，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债市价格将下跌5-10%。而且，升息周期的缩短也使财政、银行、企业等发债主体发行长期债券的意愿愈加减弱，市场上长期债券的供给会进一步减少，增加了保险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难度。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证券发行人在证券到期时无力还本付息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主要受证券发行人的经营能力、盈利水平、规模大小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最小，其它依次是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而投资回报率正好相反。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债券品种日益丰富，保险资金投资债券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05年末，我国1.4万亿的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国债为3591.76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25.47%；金融债券为1806.04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12.81%；企业债券为1206.05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8.55%；次级债为820.7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5.82%。其中，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的增幅大大高于国债的增幅。虽然增加持有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对改善保险业的投资效益有益，但在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保险业在增加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投资时，更要关注信用风险。
3、汇率风险
在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平安保险等公司境外成功上市后，保险外汇资产已达100亿美元，成为保险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投资中，汇率变化将引起投资收益的变化。当投资以外币表示资产时，就要承担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同时还要认识到的是，汇率的波动还会对保险上市公司资产帐面价值产生影响。由于记账货币的原因导致的账面数据变动以不同币种表示时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升值可导致以人民币计算的每股净值小幅减少，但同时也使以美元表示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利润以较高幅度上涨，从而改善在海外上市中表现出的财务数据状况。
4、资产和负债不匹配的风险
保险业务是一种典型的现金流运作业务，保险公司是资产和负债的集合体，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不匹配风险，表现在某个时点资产的净现金流与负债的净现金流不匹配，从而导致保险公司的资产损失。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暂时的不匹配，只会影响保险公司日常赔付、投资的减少和财务的稳定性；而长期的不匹配则会导致保险给付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破产。在寿险业中，主要表现为市场上缺乏与寿险长期负债相对应的长期资产，导致寿险公司资产和负债失配。在产险业中，主要表现为公司为套取现金而急于抛售手中的资产产生流动性风险。
5、股票投资风险
2005年2月，保险资金获准直接投资国内A股市场，截至2005年底，保险公司直接和间接投资股票额度达845.6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6％。应该看到，股票市场的高收益率与高风险是对应的，加之股票市场变化原因复杂且动荡不定，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保险公司资金直接入市与高回报等同起来，因为股票投资的系统性风险很高，投资收益率的波动也很大。
三、建立健全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制度
保险资金规模的扩大、投资渠道的增加、运作方式的改进，以及保险资产管理面临决定着新的环境、新的形势，进一步规范全行业的政策执行能力和投资运作行为，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必须采用新的办法，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
1、改进保险资金管理，探索新的模式
加快保险资产管理改革，大力推进资产运营的专业化，组建保险资产管理的专业化机构，打破原有的体制框架，形成了新的管理和运营格局。目前、保险资产管理由原来公司内部的分工逐步变成公司外部的合作，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建立保险资金管理的基本框架，确定委托人与受托人主要职责，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的机制。保险公司作为委托人，主要负责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确定资产战略配置，分析市场运行情况，选择专业投资机构，督促投资机构履行职责。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优化投资组合，防范投资风险，有效地配置资产，确保安全增值；同时要按照委托合同规定，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资金运行情况，主动接受委托人的监督检查，建立委托人、受托人职责明晰、分工合理的新的合作关系。
通过这种集中统一和专业化管理，做到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相分离，能够形成投资操作、风险评估和内控监督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将有助于切实提高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和收益率。
2、改善资产管理公司治理，搭建新的运作平台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良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越来越被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投资人看作是改善经营业绩、提高投资回报的一个重点内容。毫无疑问，完善公司治理是增强保险资金运用行业和资产管理公司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实现保险资产管理的规范化，规范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行为，基础和关键都公司治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不久，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服务理念、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保险资产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公司治理，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以优化股权结构为基础，以加强董事会建设为核心，以形成内部制衡机制为主要内容，从保险资产公司专业机构的特点出发，搭建有效运营的组织构架和运作平台，建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
3、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投资缺乏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一是缺乏符合国际惯例的计算公式；二是计算收益往往只考虑了当期的利息收益，而不包括资本增值收益和再投资收益；三是计算业绩只考虑回报，不考虑资产风险；四是业绩计算和考核以年度为单位，不考虑资产与负债的匹配，导致短期行为。保险行业需要针对上述问题和不足，建立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防范化解资金运用中的各类风险。
4、加强投资人员管理，增加新的运作资源
制度再好，关键在于落实。建立和完善保险资产管理制度，目的在于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改革，主动推进保险资产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化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一切在于人才。目前，保险资产管理的人才资源问题十分突出，需要在全行业实行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大力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大力培养已有的专业人员，迅速提升整个行业的人员素质和运作水平。

⑷ 为什么在保险业保费收入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仍然有大批资金进入保险业，大批新保险公司成立

寿险经过一个不算太健康的高速发展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负增长应该不会是永久的常态..........

⑸ 保险业与国家重大战略

3月15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时说：今年，我们就要出台存款保险制度，而且要进一步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降低企业的资金杠杆率，也可以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5月6日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可以减轻群众医疗负担、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有利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扩内需、调结构。借鉴国际经验，试点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鼓励购买适合大众的综合性商业健康保险。对个人购买这类保险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按年均2400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
6月24日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改革商业保险资金运用方式，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有利于保险业创新增效，也可以带动社会有效投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和商业可持续原则，设立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基金采取有限合伙制，规模为3000亿元，主要向保险机构募集，并以股权、债权方式开展直接投资或作为母基金投入国内外各类投资基金，主要投向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重大水利工程、中西部交通设施等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等。用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打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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