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貨島
㈠ 人無信則不立 交易場所如何打造公信力
公信力才是生命！這樣一個行業，如何立足？
就在此前，業內數家交易所聯合發表自律協議，但這還遠遠不夠。行業發展急需建章立制，急需行業自律，急需從業人員素質提升，急需找到切實服務實體經濟的道路。
交易場所應該從社會、市場的層面進一步完善制度，切實保護投資者利益，使現貨電子交易真正成為服務實體經濟、促進商品流通的平台。
展望行業未來發展，現貨島建議應從四方面進行交易場所的制度完善：
一是各類交易平台歸根到底是要服務實體經濟、現貨經濟。實體運行中所涉及的倉儲、物流、保險、檢驗、鑒定、保險、知識產權等多環節、多行業的資源整合，法律制度的完備必不可少。
二是借鑒證券、期貨交易模式與架構原理，但切忌盲目照搬。在業務創新方面，積極探索具有現貨交易特點的交易制度，如非標准化的遠期合約、互換合約、期權合約等場外衍生品交易。
三是完善具有現貨交易特點的交易規則、交收規則、結算規則、風險防控制度等制度。確保制度的完整性、可持續性及可操作性，制度建設的完備程度是交易場所軟實力的體現。
四是市場參與主體的多樣性。需要理順現貨交易場所與一、二級會員及客戶之間的關系，更應理順資方與運營方的關系，建立完善的適當市場參與者准入管理制度。在倡導資金與資源融合的市場競爭中，會員單位的實力及復雜的關聯關系考驗著每一個交易平台把控風險、利益取捨的法律底線。
㈡ 新經濟史學的相關資料
新經濟史學的顯著特點是利用經濟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歷史，探求興衰成敗原因，為當今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借鑒。當前對新經濟史學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根據編年進行歸納，一般將新經濟史學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以計量分析為基本內容，其方法主要是「反事實度量法」和「間接計量」；第二階段(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是以經濟制度分析為基本內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經濟理論特別是產權理論；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是歷史生理學，即將人類生存狀況演變史研究與社會經濟史研究結合起來，將歷史計量分析、制度分析加以綜合和擴展並與現代生物與醫學分析技術等自然科學成果結合起來。[1]三個階段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然而，這對全面了解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內容卻不能給予直觀印象，並且如果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同的研究內容會被重復研究討論。受經濟學被劃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經濟學的啟發，我們嘗試把新經濟史學劃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分析的新經濟史學體系，其中把分析某單一市場或某個項目的經濟史研究歸納為新經濟史學微觀分析；把分析某個行業總體狀況發展變化的經濟史歸納為中觀分析；把分析某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發展變化的經濟史歸納為宏觀分析。一、新經濟史學的微觀分析所謂新經濟史學的微觀分析是指用微觀經濟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把單個經濟單位的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對歷史事件中的市場價格及其與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檢驗。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江戶時期的大阪堂島米市場。大阪堂島米市場產生於江戶幕府統治時期。江戶幕府是一個遵循封建制度和身份制度的保守政府。幕府不但強制性地建立起了嚴格的社會秩序，並且還禁止對外接觸和貿易。這給人的印象是一種類似歐洲中世紀經濟停滯的黑暗時期。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於農民的年貢，幕藩領主對領內年貢米實行統一控制，當需要把大量糧食運出領外時，幕藩領主感到依賴初期豪商有許多不便。原因是沿用初期豪商的辦法不能從流通過程中獲利，也不能很好地管理年貢米的運輸和銷售，效率非常低。因此，幕藩領主們自己直接進行年貢米的運送、保管和銷售，在領地內進行港灣和運輸航路的整備以及管理大米質量和包裝，在轉運中心大阪建立轉運倉庫，並且聘用運輸、商品交易、金融方面的專業人員參與管理。在17世紀後半期，全日本各藩陸續把大米運入大阪，大阪藏米銷售量逐漸增加，出現了自發性的大米市場。[2]隨著交易規模的增加，為了促進交易的順利進行和避免交易風險，大阪米市場逐漸規范。最初大米市場上的交易以實物交易為主，存在許多不便。為了便於交易，市場自發產生了「大米券」，它規定大米券的持有者可以在30日內交換(提取)大米，但實際上在較長時間仍可流通。這樣大米券不但具備了價值儲存和交換手段的功能，而且還促進了大米市場的流通。隨著大米券從發行到提貨時間的延長，米商對米價變動的風險增大。長此以往，勢必會導致米市交易萎縮。為了消除這種交易風險，大阪有兩名大米經濟人研究出了「買賣系商內」交易法。具體做法是設立「建物米」，同行業者須交納一定的押金，就能進行一定期限內的期貨交易，在規定日期內付清買賣余額。期初余額結算是在當事者之間進行，隨著交易逐步頻繁，買賣雙方關系復雜化，就由叫做「遣來兩替(籌措兌換)」的專門結算機構承擔。這就是後來的「帳合米商內」(期貨交易所)的起源，[3]隨後發展成為大阪堂島米期貨市場。[4]對於大阪堂島米交易市場問題，一些日本新經濟史學者曾以傳統方法做過卓有成效的研究。而新經濟史學者則認為，僅對堂島米市場形成的過程和意義進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夠的。弄清楚該市場的價格形成是否具有現代金融理論意義上的那種有效性，才更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日本學者依據該設想和當時堂島米市場現貨和期貨的價格數據，對當時米市場的功能和性質進行計量實證檢驗，他們還將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的差額(期貨溢價)對在庫米的數量等進行了回歸分析，結論是當時的堂島米市場已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商品期貨市場的性質。鑒於此，不應把江戶時代看作是一個停滯不前的黑暗時期，而應當看作是一個在社會安定基礎上充滿活力地進行發展的時代。在這期間，日本農業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商品作物及國內貿易有了飛躍性進步，日本已經具備了工業化的條件。[5]二、新經濟史學的中觀分析所謂新經濟史學的中觀分析是指應用產業組織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等中觀經濟學理論，重點分析某一行業、某一部門或某一地區的歷史事件變動情況，從而探究這類事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英國航海條例對英國和有關歐洲國家以及北美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影響。所謂航海條例是英國歷史上關於航海貿易的一系列立法，它最初目的是為了鼓勵發展英國航海事業和海外貿易，保護英國在重商主義體系中的利益，其直接體現是保持國際貿易中的順差地位。[6]航海條例主要規定有：一是凡殖民地的貿易，其所用船隻均須是英國人或殖民地製造、擁有和指揮，船員也必須至少有3/4是英國人或殖民地人；二是所有和殖民地進行的國際(泛指英帝國以外的地方)貿易都要經英國操辦；三是某些殖民地商品只能出口到英國。起初這些商品只限於煙草、糖、棉花、染料木和靛藍，但到18世紀初，大米、糖蜜和海軍補給品等商品也被列入。[7]航海條例保護了英國作為殖民地母國的經濟利益：一是這樣能確保得自運輸貿易的巨大收入留在帝國之內；二是這樣做能夠加強英國的海軍力量，鞏固軍事霸權；三是限制殖民地與外國進行直接貿易能提高英國經濟利益。航海條例也能給殖民地帶來好處。首先，它使殖民地避免來自英帝國之外的競爭，保護了殖民地幼稚產業。其次，英國對殖民地一些生產給予補貼的政策使殖民地從中受益。例如，自1748年起，英國政府對每磅靛藍給予6便士的補助金，它對南卡羅來那工業的成長起了關鍵性的作用。[8]最後，由於重商主義保護政策，英國政府將其國內市場向北美殖民地開放，使那些沒有享受產品補貼的北美殖民地出口商也間接從中受益。但是，航海條例損害了歐洲其他國家和北美殖民地的社會效益。對歐洲其他國家來說，首先，把貿易對象局限於英國及其殖民地，它可能出現不能選擇運輸價格最低的運輸服務商作為合作對象。例如，荷蘭人較早採用了沒有武裝的平底快船，雖然他們能夠以更低價格提供運輸服務，但他們卻不能成為合作對象；其次，任何對英帝國之外的貿易必須經過英國，產生了更多不必要的運費、搬運費、停泊費、海關通關費等其它與之相關的費用，[9]這些額外增加的費用降低了殖民地農場主出售煙草時所獲的利潤，同時也提高了消費者支付煙草製品的價格，損害了生產者和最終消費者的利益。例如，從1725年至1729年，阿姆斯特丹的煙草價格是費城煙草價格4倍多，這主要反映了這兩個市場之間的搬運和運輸費用差距。[10]航海條例還給北美殖民地帶來了更多的負擔。航海條例在進口環節給北美殖民地帶來了額外負擔。如果殖民者要從英帝國以外進口商品，則不得不對這些商品付出高進價，其原因是進口價包含了間接經過英國傳送所增加的費用。與進口環節相類似，航海條例給北美殖民地的出口也帶來了沉重的負面效應。殖民地生產的煙草和大米出口歐洲須從英國再出口，且再出口費用的很大一部分要由南部殖民地種植園主承擔，航海條例使得這些種植園主要付出更高的運輸費用。為了在市場上競爭，種植園主的產品售價不能相應抬高，從而降低獲利。此外，航海條例可能把更低運費的外國船隻排除在貿易航運之外，使得殖民地出口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運費給英帝國內部的船隻，從而相應地提高了北美殖民地的生產經營成本，降低了利潤。據羅伯特·托馬斯估計，航海條例在1770年給殖民地進出口造成的總負擔為310萬美元。[11]因此，對外貿易鏈條的人為拉長和限制，使殖民地人民遭受了經濟損失。此外，北美殖民地沒有貨幣發行權，不得不把貴金屬出口到母國英國，這使得殖民地內的貴金屬嚴重短缺，貨幣數量嚴重失衡，從而使殖民地內部貿易發生混亂，無法順利進行，嚴重影響了殖民地人民生活和經濟秩序，致使北美人民日益不滿。從某種意義上說，航海條例的經濟後果是獨立戰爭爆發的經濟原因之一。三、新經濟史學的宏觀分析所謂新經濟史學的宏觀分析主要是指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對國民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進行研究，著重考察歷史上國家或地區的國民收入、就業水平、價格水平等經濟總量變動情況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影響。其中以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斯·托馬斯對西方世界各國發展興衰的研究最為具有代表性，它為新經濟史學提供了一個宏觀分析框架。新經濟史學的任務之一是解釋經濟在每個歷史時期的結構和績效。在解釋績效時，最初強調的是總產量、人均產量和社會收入分配。[12]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經濟績效就是經濟增長。[13]新古典增長模型用以分析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徵主要有：一是該模型假定資源是稀缺的，個人選擇反映了一組慾望、需求或偏好，並且這些選擇是根據機會成本作出的。二是最大化假定宣稱個人寧可選擇較多而不是較少的商品和勞務，既然提高生產潛力可以生產較多的商品，因而整個社會都將為增加資本存量貢獻他們的部分成果。該理論認為，決定產量的資本存量是實物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技術和知識的函數。但是，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經濟增長模型值得懷疑，他認為這種模型使用未證實的假定來解釋一切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只適用於無摩擦的理想社會，原因在於該模型的幾個重要假設經不起進一步推敲：第一，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西方國家經濟中存在一種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使個人能夠按全部差額得到投資的社會收益，就是說，私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相等，外部性不存在；第二，該模型假定新知識的獲得和利用收益不會出現邊際遞減，因為在成本固定的條件下能夠增加自然資源的存量；第三，該模型假定儲蓄有實際收益；第四，該模型假定生育後代的個人和社會費用是相等的；第五，該模型假定人們的選擇和預期的結果是一致的。[14]而現實卻與這些假設相矛盾。鑒於新古典增長模型的諸多缺陷，諾思主張重新構建經濟增長模型，他認為新經濟史學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問題，需要有一個人口統計變動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和制度理論，以便彌補前述有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缺陷。[15]新經濟史學應當包括以下主要內容：一是經濟結構理論。諾思認為，經濟增長的決定力量由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和意識形態構成。二是經濟增長中的制度因素。這是諾思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諾思通過對西方經濟史的重新解讀，得出結論：「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16]這修訂了經濟學家們通常把創新、規模經濟、教育和資本積累等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綜上分析，諾思引用宏觀經濟學之經濟增長理論透徹分析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同時，結合各國歷史實際情況，提出了新的學術觀點，其新觀點有說服力地解釋了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使新經濟史學對歷史事件的解釋力度空前增強。四、小結經過本文分析論述，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內容也基本上可以被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這種劃分方式，構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有層次的新經濟史學研究架構，使新經濟史學研究思路更為清晰。不過，本文僅是研究新經濟史學的初步設想，必然有所不當之處。本文只想在新經濟史學研究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在討論中推進新經濟史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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